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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那个傍晚,厦门老城区的小工作室里,飘着打印纸的墨香,那是我们接的第一单文化墙的打样稿,边缘因为反复摩挲,已经起了卷,上面用铅笔标着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——比如“字距再调两毫米”“把车间的老照片边缘修得不那么锐”“背景色要和厂房的灰墙再近一度”。那时候工作室只有四个人,一台用了六年的针式打印机,连像样的绘图仪都没有,接的第一单是本地一家做五金的小工厂,老板说“要让工人们抬头就能看见自己的活儿,不是给领导看的花架子”。
那时候做文化墙根本没有成型的流程,我们蹲在工厂的车间里,用软尺量了三遍墙面,怕有倾斜,又找了木工师傅来敲了敲墙的硬度,怕后期安装会掉。没有现成的材料,我们跑了厦门的三家建材市场,最后选了一种亚光的铝塑板,因为它耐造,工人们搬东西不会碰花。打样的时候,我们在打印的字上覆了三层膜,老板摸了摸,说“这质感,比我家的地板还结实”。那单赚的钱只够买了一台二手的绘图仪,但老板后来把自己朋友的公司介绍给了我们,说“你们做的是真能看十年的东西”。
后来磨手艺的那几年,有一件事至今记得——给某企业做文化墙,客户要求把老员工的“传帮带”事迹做成展示区,原本的设计是平面的照片加文字,我们却跑了三次客户的仓库,翻出了老员工用了三十年的扳手、螺丝刀,还有他记满了笔记的工作手册。那把螺丝刀的木柄已经磨得发亮,边缘有几道浅痕,是常年握在手里的痕迹,我们把这些细节做进了浮雕里,甚至把工作手册上的油印痕迹都还原了。客户后来跟我们说,那个老员工看到展示墙的时候,红了眼,说“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奖状”。那段时间,我们把“每一个细节都要能摸到温度”写在了工作室的墙上,不是口号,是每次改稿都要抠的标准。
现在的工作室,已经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,手上的活儿还是像当年那样,先去现场量墙,再找客户聊“谁会看这面墙”——是车间里的工人,还是办公室的白领,还是来访的客户。设计定稿后,制作走代采并货到付款,从来不会让客户先打款,就是怕客户担心“做出来不对版”。累计服务的客户也有七千多家,从本地的小工厂,到外地的大企业,我们的标准从来没变过——大小客户一个样,不会因为客户大就偷工减料,也不会因为客户小就敷衍了事。
上周四的晚上,十点多了,工作室的灯还亮着,我路过的时候,看见一个年轻的设计师对着电脑改图,屏幕上是厦门一家科技公司的文化墙设计稿,原本的背景色是深蓝色,她把颜色改成了和公司窗户同色的浅蓝,还加了一个小小的海浪纹——“老板说要贴合厦门的氛围,这样装上去不会太突兀”。她揉了揉眼睛,拿起桌上的矿泉水喝了一口,又接着改了。
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,想起2003年的那个傍晚,那卷起了边的打样稿,原来不管过了多少年,我们做文化墙的初心,从来没变过——就是做一面能让人停下来看的墙,不是给别人看的,是能留住记忆的。还在好好做